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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1 16: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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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38人爱国集团大惨案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乔巴山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在外蒙古重新实行了革命刚刚开始时的那种
过激政策，使外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深感忧虑和不安。
1928年10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撤消”了以
丹巴多尔济、札丹巴为首的执行温和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选举”了以乔巴
山为领导核心的政府。乔巴山在大会上讲话时说：
“蒙古革命从1921年开始，经历了许多的屈折，我们的政策也有较大的波动，
为了保证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被出卖，我们必须时刻防止右倾错误，我们曾打倒了鲍
陀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的阴谋，也战胜了以丹尚为首的右倾路线。但是，右倾路线在
我们党内依然很有市场，在我们过去的几年中，革命的成果几乎被一扫成空。
现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政府的职能，我们决定进行整党运动，把
那些对党的路线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清除出党。在对内政策方面，要再次发起对
封建主义的猛烈进攻。同时，决定减低税收，用实行生产合作的方法来组织对雇牧
和贫牧的援助，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把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争取蒙古人民共
和国经济上的独立斗争进行到底，完成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以便在苏联的
援助下加速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
乔巴山在外交上奉行完全的亲苏政策，使蒙古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原料基地。
苏蒙的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苏联也大量地派遣医疗队等人员进入外蒙古，
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苏联还吸收大量的蒙古青年到苏联去学习技术，
作为对外蒙古工业的援助，尽管如此，外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很不景气。
乔巴山的赤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那些在蒙古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和
商人。由于乔巴山对他们采取了“革命”的镇压手段，所以，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
反抗。
1929年登记的729户过去的封建主当中；有86户的财产被没收。国家只给每一户
人家留106胡比的钱，其余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有。经过这次打击，“人民政府”获
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此后，1930年和1931年，“人民政府”又没收了837户封建主的财产，其中的2
05户是寺院封建主。在没收过程中，他们只要稍有反抗，乔巴山就通过“人民法院”
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镇压，把他们逐出所居的地方。象丹巴多尔济、札巴丹等
封建主最终也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劳动去了。
在剥夺封建主的同时，“人民政府”又遵照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的关于举办阿拉特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着手建立集体牧场，把从封建主那里
没收来的那些财产，留给集体牧场，并把阿拉特组织起来实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
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
态，蒙古人民对集体牧场根本无法适应，用人为的强制手段成立的集体牧场，无异
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这些“革命者”们，为了实现他们不切实际的“理
想”，根本不去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虑集体农牧场给人民带来的不利因
素，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尽快实现苏维埃化。于是，连下层的阿拉特牧民也只好跟着
遭殃。
从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个这样的集体牧场，场员达43000人，这
些集体牧场中有152个公社。为了领导这个集体牧场运动，1929年11月，乔巴山组织
了“全国集体牧场中央管理处。
此外，“人民政府”也剥夺了喇嘛僧侣的财产。“人民政府”修改了税则，实
行按所得收入累进征税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仅要征收寺院的牲畜税，而且对喇
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仪用品也要征税，同时，还把喇嘛看成是一个不劳而获的
剥削阶级。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搞了个喇嘛还俗运动，最后竟变成了强迫喇嘛还俗的
运动。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响，他们还搞了大规模的反宗教
宣传，但实际上，这种宣传最终变成了一种粗暴地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动。
他们什么也不向阿拉特解释，只是武断地批评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分青
红皂白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对“人民政府”产生
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喇嘛教信徒们远离了“人民政府”，并在班禅活佛的鼓动
下，坚决与“人民政府”对抗。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颁布于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在蒙古成长的法令，他们
决定以按所得累进征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税务条例，代替旧的税务条例。为此，
“人民政府”把财产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产宣布为贫牧，二十胡比到
一百胡比的牧户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这项措施的种种规定，
最终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阵营中。
另外，乔巴山政府还决定用高捐税的办法来反对私营贸易，私营手工业和私营
运输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垄断者”，成了全国各地
唯一的购买者和销售者。1929年11月创立的苏蒙合资企业——蒙古运输公司，则成
为全国唯一的货物运送者。本来就非常稚嫩的手工业也被挤垮了，大批手工业劳动
者无以为生。
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缺乏，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
生产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党走上这条极“左”的路线以后，不但没有从实践的经验中发现
错误从而及时纠正，反而在1930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上给这条极“左”的路线作
了理论上的证明，并旦认为：只有“左”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革命。他们硬说蒙古的
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阶段，而进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段，即进入了直接
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们在会议中指出：
“集体牧场引导社会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使劳动阿拉特牧民全
体参加生产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并向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成份坚决进攻。”
他们向合作社提出了协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协助经济向畜牧业、农
业发展的任务。在有关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中，代表大会提议，到五年计划完成时，
使贫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现集体化，一切计划都
应从这个任务出发。这时，人民革命党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认为，人民革命党的群
众基础不再是贫牧和中牧，而是广大的雇牧和中牧。大会还把喇嘛憎侣不分上下阶
层，都通通地当作寄生的剥削阶级，对他们进行限制和消灭。对富收、商人及国内
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则采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这些极端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外蒙古的社会遭到了灾难性的破
坏。
原来在丹巴多尔济统治时期，刚刚有所恢复的外蒙古经济，又被折腾得一干二
净。在第八次党代会结束时，人民革命党发生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开始强制阿拉
特编入各公社或各劳动组织中。这时，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变成了向富裕中牧的进攻，
对富中牧要征收个别的捐税，学校也不收他们的子女。这样，从蒙古的上层王公贵
族，喇嘛僧侣，到地主畜牧，富裕的中牧、商人、资本家，都变成了乔巴山的人民
政府“专政”的对象。
为了追求“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经济”，“人民政府”成立了六个大规模的农
业和畜牧的国营牧场。实际上，这些国营牧场既不是大商品性的，也不是大生产性
的。但是，他们却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银行的贷款就象洪水一样向它们流去。
从1930年到1932年，蒙古银行发放给公社的贷款约有八百万美元，其中集体牧场得
到的约二百万蒙元，国营牧场得到约416万票元，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购买农业机器
和种籽的贷款是178万蒙元。“人民银行”拒绝贷款给私人，并且用人为的方法扩大
贷款基金，把国家推上了通货膨胀的边缘。
所有这些政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把私人资本从商
业中“排挤’了出去，大部分省份在1932年春就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实际上，
并不是国内没有商品，而是由于成为蒙古经济绝对垄断者的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没
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对私人货物运送者的排挤，使蒙古运输公司变成了货运
方面的绝对垄断者。旧的手工业的消灭，使以前由手工业者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绝
迹。
在畜牧经济中，集体化政策使阿拉特失去了增加畜牧的积极性。财产在一百胡
比（约三千蒙元）以上的阿拉特也被课以各项捐税，并被看作是和封建主、资本家
一样，再没有权力利用牧场，没有权力获得商品，子女也再不能受到教育了。这样，
一部分受到委屈和剥削的阿拉特，一方面得不到商品，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喇嘛和班
禅活佛在精神上的鼓励，使他们坚决地站在了反政府的立场上，人人大杀牲畜，几
年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万头牲畜。
所有这些，就象一层层阴云遮藏了外蒙古那明朗的天空。山而欲来风满楼，那
些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的封建主以及喇嘛、商人、资本家、阿拉特富牧、中牧们，
那些受到压迫的牧民们，被人民政府的“专政”连结到了一起，终于走上了反对
“人民政府”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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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七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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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5 15:5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