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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1 16: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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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复辟时期”的外蒙古
1、丹巴多尔济主政
乔巴山在外蒙古推行的“赤化”政策，激起了蒙古人民党内的极大震动，很多
人对乔巴山的这种残暴的独裁统治严加指责，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错误。
因此，乔巴山在党内的地位很快下降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具有较高的修养的
“政治精英”，如丹巴多尔济、札丹巴和札穆察拉诺等人。这时期，由于列宁的逝
世，苏俄上层正在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正处在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对外蒙事务
无心进行过多的干预，因而外蒙古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宽松时间。
丹巴多尔济出身于乌里雅苏台的封建主家庭。他从小受到中国《四书》、《五
经》的儒家影响，同时又笃信喇嘛佛教。他的家庭在西部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威望，
而且对人十分和善，因而深受西部蒙古地区的封建主、喇嘛僧侣和下层阿拉特的爱
戴。
丹巴多尔济的父亲曾在清朝为官，为政廉洁奉公，深受官民爱戴，清帝逊位以
后，博克多格根投靠沙俄，搞“自治蒙古”，他依然维持地方的稳定和繁荣，不参
预“自治”闹剧，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多次嘉奖。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
十月革命后，苏黑巴托尔领导的人民革命党的革命兴起后，他极力反对。苏俄红军
进库伦后，他多次请内蒙古和北京政府出兵，均未获成功。后来，他孤身逃到了内
蒙古。丹巴多尔济认为，革命事关蒙古族兴亡，他不能置身事外，于是主动向贫穷
的阿拉特分发财产、粮食和土地，也受到了人民政府的赞扬和提拔。
丹巴多尔济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外蒙古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看到苏黑巴托尔为
了实现苏维埃制度，而打倒了鲍陀；看到乔巴山为了坚持苏黑巴托尔的路线，而枪
决了丹尚。因此，他对乔巴山等人的统治很不满意。经过精心准备，他联合了几百
名党员代表，在第四次蒙古人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库，
苏俄上层困于权力斗争，对此偏远地区顾不上干预。从此，他掌握了外蒙古的命运。
他上台以后，对过去“革命”的过激行为作了一些纠正，禁止人们向各地的封
建主和喇嘛寺院发动进攻，鼓励各地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同时大力宣扬，吸引外国
商人到蒙古投资。
在思想上，他一改过去那种空喊口号式的单调的苏维埃宣传，而是高举蒙古民
族主义的旗帜，要蒙古人要为实现蒙古的振兴而奋斗。同时保全喇嘛教，并使喇嘛
教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
当时的蒙古思想家札穆察拉诺打出口号：要把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
者用佛教思想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组织上，人民党大量吸收喇嘛和封建主入党扩大党的基础。
在一次党代会上，丹巴多尔济向全体会员发表演讲说：
“蒙古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一挥，都是伟大的民族。”
“今天，我们蒙古民族经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独立自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
了我们自己的手中，因此，我们要把目光放远大一些，视野放宽一些，去为我们蒙
古的美好未来而奋斗。我们自从1921年独立以来，走过了一段极为不寻常的道路。
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不少的缺点。我们人民党的使命就是为了蒙古人民
的自由和幸福而努力奋斗，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有的人却把党的利益同民族的
利益对立起来，为了实现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惜牺牲一大批优秀儿女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错误！”
他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人员，又接着讲：
“为了使我们蒙古人民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要联合国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
人，包括一些善意的封建主、商人、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为了蒙古的富裕而努力。
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喇嘛僧侣的利益和信仰的自由，不允许私自侵犯僧侣们的权力。
在思想上，要把佛教的慈悲度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崭新的
蒙古。”
丹巴多尔济的演讲，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丹巴多尔济的执政，确实使一大批恢复权利的有知识的封建主走上了建设蒙古
的道路。蒙古民族也因此大有“复兴”的迹象。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内政策，明显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取消了乔巴山过去奉行
的那种“红色恐怖”的高压政策，而尽量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较大的余地，让他
们比较自由地发展。丹巴多尔济大量地吸收喇嘛和封建主进入人民革命党，这一方
面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党的政策朝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发展。
当时通过的《临时党纲》中就指出：“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领域内，党将
推行的政策是把一切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
代替能使国家重新被外国侵略者奴役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党将努力推行社会集体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合作社的方式等等，借以使国
家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国家既没有压迫者，也没有被压迫
者，就是说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党纲”，保护了国内封建主、王公、贵族和寺院的经济。
虽然“宪法”上已经剥夺了封建主的选举权，但由于很多封建主在地方上的崇
高威望，使他们仍然在中央或地方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尤其是新兴的阿拉特干部，
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文盲，他们既不会阅读文件，也不会传达会议精神，因此不
得不请那有知识的贵族和喇嘛来主持政务。这样一来，阿拉特对封建主阶层的态度
也由过去的对抗变成了联合。
丹巴多尔济在人民革命党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说：“作为政治力量来说，过
去的封建主在国内已经是一种无力夺权的‘死货’了，他们决不致于发动任何反对
革命制度的叛乱行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些政治上的僵尸。而那些逃到中国和其他地
方的封建主们是没有危险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合适，他们反而会支持我们搞建设的。”
对外蒙古允许自由市场存在的做法，党中央副主席札巴丹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扎巴丹是出身于库伦的官吏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蒙古式的教育。他同样是怀
着为重新振兴蒙古的民族精神而走向革命的。乔巴山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时，
他就深感忧虑，后来，他终于联合了丹巴多尔济等一批人，通过党代会的选举控制
了人民革命党。对蒙古的经济政策，他主张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
1927年春，札巴丹在当时开幕的全蒙古集市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蒙古过去一直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的状态中，这
种状况对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严重的压制作用。在旧经济制度中，只有贵族、王
公和上层喇嘛们才拥有财产的主权。而现在，我们允许每一个蒙古人通过自己的正
当劳动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有人说，这样，我
们的蒙古就会变成资本主义，但我告诉你们，蒙古没有商业资产阶级。”
在这种趋势下，蒙古经济委员会主席所发表的计划也向蒙古人民表明：“蒙古
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十分有限。需要大量的外国资本的支持。以带动本国的民族资本
的发展。要把外国资本从国内商业中排挤出去，至少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只
有到那时，蒙古合作社才能开始掌握国内商业。”
当时的蒙古共青团中央书记布扬聂姆呼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由于除了苏
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是由资产阶级当权，所以，在蒙古发展点资本主义并不是可怕
的事。当我们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消灭了封建主义以后，新兴的劳动者一定
会消灭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过去，苏黑巴托尔和乔巴
山完全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唯一盟友，而把其他的国家都当作帝国主义而拒之门外，
他们一切都要看苏俄的脸色行事，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主张。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
以后，他知道，蒙古要想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不借助西方各国的支持，是不
可能的。尤其是当时的欧洲，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复苏过来，经济正在
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因此，丹巴多尔济决定向欧洲学习，放弃过去的亲苏政策。
1926年初，丹巴多尔济派札丹巴率领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代表团，经苏联到欧洲
参观访问。他们到了德国、法国，并同两国政府建立了友好联系，并签定了协约，
允许派遣留学生到德、法两国去学习。
丹巴多尔济决定向德法派留学生的决议，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他说：
“蒙古要想成为世界瞩目的先进国家，就必须放开视野，拚命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
尤其是欧洲的先进技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成功捷径。”
他派遣教育部长巴图汗亲自率领留学生前往德法两国留学，给他们在国外提供
了充足便利的学习、生活条件，以便更好地学习欧洲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
1926年秋，蒙古政府派人到德国外交部，同德国面谈关于购买德国机器设备的
事宜。并要求德国政府向蒙古派遣医疗卫生队和各种专家考察团。
1928年底，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丹巴多尔济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亲自
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考察，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2、班禅活佛的冲击波
蒙古族在元朝的时候，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
不太限制，而是任其发展。基督教在那时也称也里可温教，有很多传教士从欧洲到
中国传教。但蒙古民族主要还是接受西藏的佛教——喇嘛教。一直到明代后期，满
蒙联合，满族人也接受了喇嘛教。此后清朝几百年里，喇嘛教一直是蒙古民族的精
神支柱，蒙古人民十分虔诚地相信他们的佛的化身博克多格根（活佛）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因而，宗教信仰在蒙古人心目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班禅活佛，也就是班禅喇嘛，在喇嘛教世界中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人物，在喇
嘛世界中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他的影响力不仅波及到西藏的喇嘛，而且对青海、
蒙古、满洲人的影响也很大。当外蒙古发动革命时，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们
也十分关切，要他们无论如何要阻止任何违反宗教信仰的行为，维护寺院的权利不
受侵犯。因此，外蒙古的喇嘛都十分严格地执行班排的号召，维护喇嘛教在外蒙的
地位。尤其是博克多格根死了以后，转生佛还没有寻找到，外蒙古的喇嘛僧侣就更
加亲密地以班禅活佛为领袖，坚定自己的信仰。因此，班禅活佛虽不在外蒙，但却
吸引了千百万象古喇嘛的心。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建立了人民政府以后，强硬地推行赤化政策，剥夺了封建
主和上层喇嘛僧侣的财产和权力，并向喇嘛寺院征税。于是，寺院的僧侣们激烈地
反对苏黑巴托尔的法令，他们认为“政府”所推行的累进征税原则，征收寺院牲畜
税，推行市民的职业捐及所得税等，只会使“人民政府”的收入大大地增加，而广
大喇嘛僧侣的生活却只会越来越苦。他们纷纷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政府”的措施，
并准备联络一些封建主王公贵族，反对“人民政府”。
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以后，对喇嘛教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政策，并把佛教的思想
提高到民族精神基础的地位，使蒙古喇嘛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蒙古的喇嘛们
可以自由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政府绝对不会干涉。正因为这样，国内喇嘛的数
量迅速地增加了。1925年，蒙古境内的喇嘛是87300人，到1928年，增加到了94900
人。尽管人民政府的法律禁止寻求呼毕勒罕（转世佛），但他们还是在罕恭什利省
找到了礼尔罕札呼图克图的化身。最后喇嘛僧侣请求丹巴多尔济的许可，请了新的
博克多格根（活佛）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化身佛转世。但是，到了1928年底
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乔巴山再次得势，把丹巴多尔济的政策全部
推翻，重新实行“赤化”政策。乔巴山还掀起了整党运动，把一些政治观点比较温
和的人清除了出去。喇嘛僧侣再次遭受到打击，宗教信仰自由被取消。大批封建主
的财产被没收。乔巴山政府强迫寺院喇嘛交税，对喇嘛的牲畜、住所、家庭用具、
祭扫用品等征收赋税。为了限制喇嘛数量的增长，他们还兴起了喇嘛还俗运动，实
际上是强迫喇嘛还俗。所有这些行动，激起了蒙古人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乔巴山
政府组织的反宗教宣传运动，实质上变成了对宗教信徒的粗暴的嘲笑，结果极大地
伤害了阿拉特信徒们的宗教感情。但蒙古的喇嘛教信徒们并没有屈服。政府的迫害
不但没有削弱喇嘛教，反而加强了喇嘛教；不但没有分化喇嘛教，反而使喇嘛教的
上层僧侣和下层阿拉特信徒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在这种形势下，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的生命和安全深感担忧，于是决定
亲自到外蒙古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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